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对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方创琳于2020年2月提出垂直于胡焕庸线的博台线可以表征中国区域发展的均衡格局。本文通过对中国338个地级市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进行分析,旨在论证博台线作为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结果显示：① 2015年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和含氟温室气体总量以博台线为界呈南北对称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博台线两侧各类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分布基本均衡,各产业部门CO₂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的区域差异均较小;② 博台线西南半壁和东北半壁内各类温室气体排放在GDP和人口维度上总体呈均衡分布态势,且各部门CO₂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的空间分布也较为均衡。总体而言,博台线两侧表征人类活动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为均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作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均衡线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揭示城市水系统与碳排放的内在关系机理,对于推动城市水能节约和水系统低碳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分析了城市水系统“水—能—碳”关联机理,并构建了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的核算体系,采用2008—2017年的统计数据和调查问卷等资料,对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其“水—能—碳”关联特征,并分析了不同情景下水系统的碳减排潜力。结果显示：① 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涉及取水、给水、用水、排水及污水处理等不同环节。其中,用水系统是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表明由城市扩展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用水需求增加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②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的碳排放构成及其强度具有较大差异。其中,用水和取水系统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增长态势明显,而给水与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则相对稳定。取水和用水系统的能耗增加,特别是由城市远距离供水和污水回用引起的碳排放增长应引起关注;③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水—能—碳”关联特征的差异主要受城市水消耗量的变化、水处理方式和工艺、居民用水行为习惯和节水意识、自然条件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④ 未来应重点从城市工业和生活节水、水处理工艺改进、水系统能效提升等方面入手,降低水系统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县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总体变化、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集聚特征,并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呈现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加大,且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差距悬殊。② 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空间极化效应明显。③ 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的区县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重心向西北移动,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不断减少,主要集中于中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具有空间锁定效应。④ 人口密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产值规模、碳排放强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中低碳排放水平区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因此,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区县碳排放的阶段性差异,实现落后地区发展和转型“两手抓”的同时发挥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此外,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作为现阶段县域碳减排的主要手段。

社会升级是指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并保障和改善其作为社会参与者的基本权利的过程,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研究出现的一个新兴方向。针对国内地理学聚焦于经济升级、缺乏关注社会升级的研究现状,构建了测度社会升级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量模型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升级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6—2017年中国社会升级指数从0.358增长至0.445;② 东部地区是社会升级的主要区域,其中又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为核心升级区;③ 社会升级在全国整体和地区尺度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省际发展分化速率得到一定缓解,中西部省份逐步追赶东部省份,重庆的发展引人注目,但东部沿海仍是带动中国社会升级的主导区;④ 经济发展、产业创新、经济全球化、劳动力技能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区域社会升级,反映了社会升级受全球和地方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快速并非一定带来社会升级,促进社会升级需要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本文为在宏观层面分析社会升级提供了量化方法,对促进认识社会升级的发生机制及其与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起到补充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的建议以及未来研究启示。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