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印度洋区域不仅关乎中国贸易与能源安全,同时也涵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部分区域。为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与环印度洋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需要定量考察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掌握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情况。首先基于有序聚类方法将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国家的商品贸易数据划分为4个阶段,然后探究环印度洋区域在各阶段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域内地缘经济特征以及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格局。结果发现：① 从全球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区域贸易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构成的“双核心”发展为由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和阿联酋构成的“多核心”。② 从区域内部来看,域内贸易联系与依赖程度趋于加强,区域贸易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限。③ 从域内外大国竞争来看,美国和日本两国在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均呈下滑趋势;而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逐步提升且已超美日;印度的地缘影响力虽然同样呈上升趋势,但仍弱于中美日;澳大利亚则长期最低。研究从全球地位变化、域内贸易联系、域内外大国竞争3个方面定量揭示了环印度洋区域地缘经济的时空格局演变。此外,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也可应用于考察其他热点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

城市韧性是新兴的研究话题,其实质为城市面对不确定性扰动的抵抗、恢复及适应能力。本文构建“规模—密度—形态”三维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2000—2015年珠三角城市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变化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2000—2015年珠三角各市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韧性水平持续降低,两者耦合协调度总体由基本协调向基本失调下滑。在空间分布上,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珠江入海口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增的圈层式格局。从生态韧性子系统对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的作用来看,规模韧性主要起反向阻滞作用;形态韧性的协调影响力主要为正向,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密度韧性的正向协调影响力持续下降,且在低于零值后负向增长。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并通过严守三区三线、适应生态承载力、合理布局城市绿地等方法提高生态韧性,是未来珠三角实现城镇化与生态韧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经济地理学者对于新兴产业的产生区位长期存在争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探究其区位规律既是重要的学科问题,又对国家培育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梳理“区域产业分叉”和“区位机会窗口”的观点,辨析出知识流动是影响新兴产业区位的关键点;以燃料电池产业为例,结合“相关多样化”假说的观点,采用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对知识基础的具体影响进行测度,结论如下：① 北京、上海、大连是燃料电池技术创新的三大知识流动中心,各地区“增长极”城市间的强联系是当前知识流动的空间格局的基础,而地理邻近的作用并不显著;② 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对知识吸收能力具有稳定且显著的积极作用,且除用工成本外的多数控制变量显著为正;而非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在早期呈现显著负相关。正是由于早期不同知识基础与控制变量的不同作用,导致了既集中于发达城市、又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基础对创新的锚定效应明显,区域产业分叉出现的概率加大,区位机会窗口较难打开。③ 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会随着新兴产业技术的持续发展而产生变化,由早期的消极影响逐渐转变为积极影响,应从演化视角重新审视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

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就需要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中国工业的空间格局。集聚是工业在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把测度两两配对产业集聚的结对集聚指数和测度两两配对产业关联度的投入产出表相结合,首次构建集聚关联指数和关联集聚指数,以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下空间关联性的差异和出现差异的原因。通过整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二位数行业数据发现,一个区域出现结对集聚的配对产业数多不意味着该区域的集聚关联度大。2003—2013年中国工业的集聚关联度先增加后下降;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发现,集聚关联度与研究空间大小正相关,与基本单元大小负相关;比较相近空间尺度发现,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内产业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集聚关联度较大。这种空间关联性的差异主要源于现有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内的产业构成和外部冲击,受区域与产业政策影响,不同的区域和产业将会演化出不同的产业空间格局。现阶段应继续以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为引领,补足城市间产业同构、空间关联性差的短板,增强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在空间的优化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科学评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系统影响,调控其负效应,提升经济系统韧性,是国家重要战略需求。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得以有效遏制,而外源性输入与局部风险仍存,系统辨识其影响路径与作用强度,对经济系统恢复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改进的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分析模型,测度了中国不同疫情风险等级区的经济与产业影响,模拟了生产资料供给和产品需求变化下产业经济发展趋势及受损程度。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层面,2020年中国GDP相比常态损失约0.4%~0.8%,导致短期消费平均下降约2%,就业平均下降约0.7%,而物价平均上涨约0.9%。产业经济层面,疫情对消费型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短期冲击最大,如服务业产值相比常态下降6.3%。从疫情对产业经济系统的影响分区来看,受疫情影响冲击较大的省份是风险一级区湖北省,呈现出以湖北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蔓延格局,而不同地区受损的主要产业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复工复产和积极财政政策两类疫情应对情景下区域经济系统的恢复强度模拟结果显示,相较于有序复工复产,增加财政刺激政策对GDP的提升率高了0.3%,但物价水平上涨约1.8%,而复工复产举措拉动产业恢复的辐射空间范围更广。